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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切割的屏幕|老电影放映员的光影故事
发布时间:2019-08-10
 

文 | 林庆 刘仕铭 伍思思 吴徐美 吴晓倩 吴媛枫

编辑 | 陈鹏

图 | 刘仕铭

版 | 吴徐美


列宁说:“在所有的艺术中,电影对我们最重要。”放电影是黄树辉人生中最重要的事,他是一名基层电影放映员

 


11月7日,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于佛山启幕,在“讲述——基层放映员的坚守”环节,黄树辉走上了舞台,灯光打在他身上。

 

他依旧戴着一顶鸭舌帽,那是他喜爱的电影《铁道卫士》里面主角的打扮,不同的是,这次他是主角。一个放映员从幕后走到台前,要花四十年。


(图: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现场)



1975年,广州从化区赤草村的小伙子终于拿到了电影放映证,上面写着他的名字——“黄树辉”。从那时起,他入行了,当上了光彩的电影放映员。


电影是这个匮乏年代的一种隆重仪式,胶片电影是文化生活的奢侈品。《上甘岭》、《英雄儿女》、《红日》、《刘三姐》、《冰山上的来客》,粗糙幕布上的黑白影像,成了一代人的经典回忆。

 

(图:黄树辉展示自己收藏的影片)


“什么百里挑一千里挑一,我们是万里挑一!”

 

当上放映员不容易。根正苗红是最基本的要求,家底要干净,思想要端正。笔试考验文化素养,面试要求能说会道。当好放映员也不容易,口耳眼鼻都要用上——口要讲,能说会道;耳要听,声音好不好;眼要看,银幕清不清;鼻要闻,胶片有没有烧焦。此外,放映员爬山涉水,身体要好,机器故障,还要能自己维修。基本上要是个全才才能当都要放映员。


(图:黄树辉的工作台)


在文娱匮乏的年代,露天电影对农村是稀缺的,人们翻山越岭同侪而行,“担凳仔,霸头位”,就为一场电影。群众对电影是很渴望的,无论如何都要看,边看边嗑瓜子、吃花生、舔冰棍,交头接耳,笑声阵阵……

 

那时的黄树辉手脚灵活得很,一台放映机自己能搞定,但总会有人过来帮忙。因为那是一份风光而体面的工作,组织者会请放映员“吃香喝辣”,献上好人好事或重要通知,拜托放映员提前播报,相当于新闻联播;观众会围着他问“下一场放什么?”,“明天去哪放”;最兴奋的是小孩,会跟在旁边,欢呼雀跃;偶尔还会遇上几个好奇的,想拜师学艺。

 

(图:至今仍然能正常播放的放映机)


“我的观众就是广大农村工农,我一直放的是农村电影。”

 

黄树辉有一辆“战车”,车上载着五件套——放映机、胶片、荧幕、扩音和工具箱。往来于从化、花都、增城等地,寒来暑往四十载,骑着“战车”,黄树辉跑在时代浪潮的前面,算是个名人。


(图:战车五件套)

 

周边的人提起电影都知道他,提起他说的也都是电影。

 


胶卷会跑完,电影会落幕,观众会散场。电影不止有光,还有影。

 

改革开放后,公社放映队纷纷解散,电影行业逐渐走向市场化。黄树辉在赤草村组织了个人电影放映队,还在父辈传下的宅地上建了个120座的电影院,承办电影放映业务。


(图:黄树辉自办的“赤草电影队”)


电影公司倒闭,黄树辉低价淘回电影胶带,和一帮战友一起经营放映队。生意最好的时候,黄树辉一个晚上出了6台机器,到六个地方放映,全家老小齐上阵。胶片不够,需要“跑片”,一个地方放完立马取下跑去下一个放映点。

 

但好景不长。1996年长沙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,“数字电影制作”被确定为今后我国电影技术发展的突破口,2012年全国落实数字电影,老胶片电影慢慢变成一种情怀,那种在对文化娱乐极其饥渴的状态下的集体狂欢式的露天电影现象,再也不会再现了。

 

“好多人都转行,95%的人都转了,就剩下我这个老古董不转。”黄树辉抖了抖烟灰,笑着说,“这一生一世就干这一行,没有别的事情干了。”

 

(图:黄树辉在接受采访)


机器变了,场地变了,电影变了,不变的是他依旧是那个电影放映员,只是观众不见了。黄树辉后来也尝试过放映数字电影,但无人问津。其实他自己也觉得现在的电影没意思,“我要看就放我自己的电影,实际一点。”

 

观众去哪了?年轻一代文娱选择多样,不爱看露天电影。喜欢露天电影氛围的观众,大多已经老了。就像胶片会老化,观众也会。

 

至于黄树辉,他也老了,可以退休了。

 


观众散场,电影放映员是留到最后的人。

 

从岗位上退下来后,黄树辉还是舍不得这些讲述了他半辈子故事的宝贝。他筹建“赤草老电影博物馆”,从2010年开始,到2017年3月16日正式挂牌,前后7年,完全自费。

 

博物馆位于街口街赤草村,收藏了电影放映机30多台,经典胶片电影150多部,还有各式期刊和器材。五层楼全部用作展览,不收门票。酒香,但巷子深。和电子屏幕相比,黑白幕布的光略显黯淡。尽管如此,黄树辉依旧将它们视为珍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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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因为我还没死。要是我死了,没人讲得出来这个机器是什么,怎么用。我现在既有机器的技术,又有放映员的故事。”

 

原先120座的电影院现在成了五层楼的博物馆,塞满了机器和故事。观众来或不来,黄树辉都在那。他调侃自己是在守着一堆“破铜烂铁”,并叮嘱子女要是他两脚一伸,千万不要把它们三毛钱卖了,要保存好,看政府用不用得上。


(图:黄树辉收藏的影片)


其实黄树辉守着的不是破铜烂铁,也不是机器和胶片,而是人,是一起把青春印在胶片上的那群电影放映员。“没有我这个平台,他们就不会再见面了。”

 

(图:赤草村最早的一批放映员)


这群人聚在一起,守护的是专属他们的时代记忆。博物馆传承影史发展,也记录社会变迁。所以黄树辉说,“建馆的目的是不忘初心,是对人的文化的一种传承。”

 


技术是一把刀,不断地切割屏幕。露天电影的大银幕前是一群人,有说有笑;后来技术把这块银幕切割成了电视,观众变成了几个人;再后来屏幕被技术切割成电脑和手机,只剩一个人。以前大家能够一起面对屏幕,发生故事,现在需要彼此透过屏幕,产生联系。

 

时间和技术的发展总是淘汰故人,一代人和机器逝去,成为博物馆里的展品。然而,正如那些被留存的镜头,在光影中,他们不会快进,也不会快退,更不会被抹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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